在县中读书的 “一千零一夜”（一）

 

 

一直犹疑，不知在母校70周年校庆的日子，是否应该对三十年前求学的经历记录点什么。

“应该记录一些美丽的东西”，艺术家或许会说。“美的东西写多了，你会变美；丑的东西想多了，你也会变丑。”

“应该记录善良”，道德家总是斩钉截铁。“你可能并不强大，但善良使你无坚不摧。”

“还是记录真实吧”，哲学家看问题从来都不会忘记事物的两面性。“不要总是唱赞歌，一个完整的世界是好、坏并存的。坏的一面消失了，好的一面也会变得干瘪。塑造一个完美的偶像，等于塑造了一个恶魔，因为完美的偶像憎恨缺点，他会以世界为敌。”

“你无需记录什么”。如果你感到困惑，佛会在最后关头指点迷津。“心中有，不记，它们仍在；心中没有，写下的，也如梦幻泡影。”

晕倒。

“从如东中学的校门曾走出无数出类拔萃的校友。”隐隐约约传来老师略带自豪的画外音。

“可在这校门进出最频繁的仍是像你这样平平常常、默默无闻的学生”。老师一向客观。

“在耳熟能详著名校友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之后，人们或许也愿意知道，当初那些极其普通的学生在那个小巧玲珑的老校园里写下了一些怎样的故事?”

醍醐灌顶。

大雁飞过，便在天空画了一道美丽的虹，即使它不是一只优秀的雁。

 

一、没有学习压力的初中生活，随文革一起谢幕

今天的学生或许会对三十多年前的宝威体育-（中国）科技公司生活充满向往，在他们看来，只要没有学习压力，生活就一定是丰富多彩的，每一天，都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但没有太多的学习压力，不等于没有规矩，更不意味着学生无论做什么，老师都会睁只眼闭只眼。你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是万万使不得的。

第一天的班会课，班主任居老师便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我们这个班的同学主要来自掘港小学，与（1）、（2）班那些来自掘西小学的同学相比，听说不安分的人数要多一些。我希望大家不要将小学时的不良习气带到中学来！

这话听起来好像是说：你们的底细我清楚，在中学里调皮可不像小学时那么随意。至于是否带点恐吓的味道，那就要看听者的心态了。

开学没几天，居老师在一节自习课上将我叫到讲台前谈心。

“开学以来感觉你各方面表现还不错”。

“唔？”

我一怔，没发现自己这几天有什么特别好。

“你在小学是不是很调皮？”

“没有啊！”

这倒不是说谎，相对于那些调皮的同学来说，我都老实得有点自卑了。

“那为什么全班只有你一个人不是红小兵？”

居老师一边批改作业，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声音很低，好像不想让别人听见我们的谈话。

“不想当。”

我开始变得有些不自在。从小学二年级起，每次听到“红小兵”这三个字，就觉得有些不舒服。

居老师疑惑地看了看我，没有深究不想成为红小兵的原因。当然即使问了，也无从回答。许多事情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

后来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座位的，总之是为这件事情很气恼。没料到上了初中，老师还会调查小学的情况。

正如居老师所预料的那样，我们班调皮的学生确实是多了一点，她精心挑选的班长上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人打了一顿，因为有一个同学想告诉大家，“班长”这个重要位置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上去的。

但居老师可能有些意外，我这个唯一的“非红小兵”却一直安分守己，不显山不露水。大概是想作为鼓励吧，有一天，她找我谈心时说，要提拔我当班干部。

其实一个萝卜一个坑，班干部已没空缺了，这个许诺的兑现应该是遥遥无期的，加之我对当班干部不是太感兴趣，所以也没放在心上。

但几天后，我还是很突然地被任命为“副数学科代表”。

不知道在如东县中的历史上总共出现过几位“副数学科代表”，就我所知，这是一个轻易不大设制的职务。当时的任务很简单，“正数学科代表”（姓鲍，不记得名字了）从组长那里收齐作业，出了教室，由我捧着，等到了老师办公室门口，再还给鲍代表，由他交给老师。这段经历使我发现了一个真理：当干部其实一点都不难，假如你是个“副”官，而且又没有太强的权力欲的话。

当时的宝威体育-（中国）科技公司没有一幢楼房，平房间的距离很大，课间出去活动十分方便。在我们4班教室门口有一张乒乓球台，即使只有十分钟的课间休息，同学们仍会争先恐后地去挥上几拍子，所以那乒乓球台正常是满负荷运行。一次自习课，我觉得台子空在那儿太可惜了，便拉着同班的王曙在乒乓球台上下棋，王曙担心被老师看见了挨骂，有些心虚。可我觉得“副数学科代表”虽然算不上大领导，至少还是受老师喜欢的，不会有问题。刚下一会儿，居老师走过来，虎着脸，一声不吭地从棋盘上拿了一个棋子就进了教室，我们也只好跟了进去。下课后，居老师像个没事人似的，将那只棋子放在粉笔盒里就走了。搞得我们摸不清她是什么意思，拿下来吧不敢，不拿吧又吊胃口。那棋子在粉笔盒里呆了几天，我们就被“折磨”了几天。后来壮着胆子取走了棋子，竟也一点事都没有。居老师大概是想告诉我们，小“领导”，犯不得大错误，小错误就下不为例了。

在居老师班上呆了两年，虽然她给人的感觉很严厉，但她私下里与我们谈心却总是和颜悦色。能在两年当中不受一次批评，既可以说是我进步显著，也可以说是老师心胸开阔。

有一次，两个同学在教室前的空地上打闹，边上围着一群人观战。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桑老师来了”，打闹的、观战的立即吓得撒腿就跑。我觉得有些奇怪，拉住一个同学问，为什么看见其他老师你们无动于衷，看见桑老师来了就吓得屁滚尿流？同学说，有一次桑老师看见两人在打架，走过去轻轻一推，不仅两个打架的全趴下了，还撞翻了旁边两个起哄的，说明这矮个子力大无穷，离他远点儿安全。

我将信将疑，总希望什么时候能亲眼看到桑老师再展示一下神威，可惜这样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也不知是因为打架的同学太少，还是因为我与桑老师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打架地点的概率太小。总之，桑老师的神威对我来说，只有耳闻，没有目睹。

桑老师教音乐，脾气很好，并不骂人。音乐教室在食堂前面，我们从班级到音乐教室要走二百多米，常有人在走这二百米的途中就不知去向。有一次，缺的人实在太多了，桑老师才有些生气，结果将我们这些没逃课的教训了一通。初二时，毛主席有两首早年间写的词公开发表，词名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宝威体育-（中国）科技公司选出四、五十个人组成合唱队到掘港剧场演唱。一次排练，待唱到“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时，桑大喝道：“停！这一句的最后两个字唱那么响干什么？”引众人笑倒一片。

初一时开始学英语，第一节课就是学唱英文字母歌。这首歌学了好几节课，所以到现在还记得。先慷慨激昂地将26个字母依次唱完，接下来的歌词是“为中国革命学习，为世界革命学习，为解放全人类，学习外国语”。

虽然学习英语关系到“解放全人类”这一伟大目标能否实现，意义十分重大，但因学起来太困难，我们总是无法将兴趣与重要性提升到一个相同的高度。要学的第一个句子理所当然地应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为了好记，便“翻译”成“狼力舞七米猫”。在“chairman mao ”旁边注上“七米猫”看上去有些大不敬，只能自用不能传播；而将“Thank you very much”翻译成“赏块油喂了猫吃”则可与同学相互交流，以便“资源共享”。后来英语老师发现我们将如东话、普通话、英国话三种不同语调糅合在一起念，有种说不出的怪味，便禁止在英语旁边标注汉字读音，从而严重制约了我们“翻译才能”的进一步提高。

初一时就开始学物理，这比现在的学生超前了一年。所谓的物理应该叫“实用技术”才对，重点学“三机一泵”。同学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冲程”是怎么回事，至于讲到电动机、发电机的结构和原理更是云遮雾罩，分不清东西南北。

一日，有同学问我：“物理老师讲的东西你全能听懂？”

“怎么可能？”

“那黄老师为何说你和单甘霖特别聪明，一点就通？”

“不会吧？”――这种说法的可靠性是很值得怀疑的，不是黄老师搞错了，就是同学听错了，因为我确实没发现自己“一点就通”。

但既然别人传言自己“一点就通”，如果实际上却是什么都没搞懂，让人知道了总是有些难为情的。于是后来听课时，也就特别专注一点，没想到这一来居然还真的“一听就懂”了。那时没多少题目做，只要将书上的东西看懂了，考试便没了难度，“理论水平”就算过关了。由于课外有的是时间，为“活学活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那时在宝威体育-（中国）科技公司西南角有一个校办厂，有一次闲得无聊与同学到那里转转。看到拆下来的电动机突然有了兴趣，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了一些材料，自制了一台小电动机，只是没转得起来。但这次不成功的制作并没有影响对物理的兴趣，后来又对日光灯的连接和修理来了劲，到初二时，已俨然像个小电工，每到一处，就希望看到有什么电灯不亮、喇叭不响之类的故障，以便有机会露上一手。

初二时黄桂冬老师又兼教了一段时间的化学，大概是“亲其师”便能“信其道”吧，反正黄老师讲的东西总是能“一听就懂”，这为我上高中时学好物理和化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是在难度不高的情况下，与今天的学生相比，我们当时学的东西真是微不足道的。

许多年后再想起这件事，觉得好多事情是很偶然的。老师对学生是赞扬还是否定，这一正一反的评价产生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差距，谁也无法作出准确预测。若是当时黄老师说：“马某脑筋不灵，正讲反讲都不懂”，那我今天也不知会发展成什么模样，至少是不会做物理教师了。

读初中的两年，恰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两年。

初一第一学期开学才两个多月，就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记得一天上课，突然有紧急通知，全校集中开大会。等我们全到齐了，才被告知传达中央文件的人还在从省城回来的路上，安心等候。时间不长，时任校革委会副主任的苏国光风尘仆仆地赶到会场，话筒也不用，就站在会场中间的一张方桌上宣读文件。文件的题目是“看邓小平同志是怎样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个题目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它太奇怪了，既然已经“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应该是反革命才对，怎么还是同志？

接下来所有的作文课都是写批判文章。那年头写文章无非就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但都是一个味儿。相比较而言，贫下中农写文章就生动了一点。“农忙假”期间下乡劳动，宣传队的一名女社员介绍学习经验时，描述了自己在看到资产阶级当权派刮“右倾翻案风”时，她内心的无比愤慨――“我仇恨起，怒火烧，三天三夜没睡觉”。这句话被她用“如东普通话”抑扬顿挫地读起来，十分有趣，让我们笑了许久。

忙假期间发生了一件很小，却让我终生难忘的事。

有几天的劳动任务是将稻田里割下的桔杆搬到指定地点集中堆放。那时的农村没什么污染，不仅适合人居，也适合小动物们生存，其中包括可怕的蛇。

开始的几天，蛇似乎都喜欢光顾女生们要搬运的草堆，因此不时听到女生惊恐万状的尖叫。班上一姓陆的男生颇为勇敢，每当女生遇到危险，他总是在最短的时间赶到现场，抓起蛇的尾巴，很夸张地晃动，几天下来，他便得到一个“陆大胆”的头衔。一天，当我心不在焉地捧起一堆草时，一条蛇突然从草堆里窜了出来，掉到脚踝处。蛇居然不单单喜欢吓唬女生，这让我有些猝不及防。大热天，一个冰冷潮湿的东西在脚背上游动，这种“凉快”并不舒服。大脑还没来得及运转，全身的肌肉已先凝固了，只感觉到头顶的血液在向下倾泻，然后什么都看不见，也听不见了。不知道这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慢慢开始听到旁边有人说话的声音，待得视力恢复了正常，发现蛇早已游得无影无踪，可双手仍保持原来的姿势，稻草还抱在手上。接下来感到前所未有的口干，口中的唾液仿佛在瞬间蒸发得干干净净，有一种刚刚奔跑了几千米后，全身虚脱的感觉。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极大，当我缓过神来后，看到不远处的同学，突然觉得前所未有的亲近。我想，假如刚才真的被毒蛇咬了，他们现在可能就正忙着将我往医院送了。当你觉得站在自己跟前的是一些“潜在的”救命恩人时，那种心情是很特别的。那条蛇应该早已不在，即使还活着，也想不到它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态。

两个月之后的寒假，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雪特别大。但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天气，而是1月8号，周恩来总理逝世。其后的清明节许多人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这个活动的规模太大了。文革期间，大规模的活动比比皆是，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必须由政府组织。自发活动的人数成千上万，而且还带上政治色彩，结果肯定是不妙的。这次悼念活动最终变成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能抓的都抓了，但居然还有一个“剃小平头的家伙”漏网，于是我们又写文章揭露那个“小平头”的丑恶嘴脸。

那时在县中操场上放映了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决裂》。影片中，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与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文革前的大学，“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势力还十分强大，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上级将一位农场的场长调到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有一次两条路线的代表争论“凭什么上大学”这一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在激烈的交锋中，校长兼书记站在台上神情激动地喝问：“什么是资格？”

然后举起身边一位毛主席的好农民长满老茧的手，庄严宣布：“这，就是资格！”

顿时台下掌声雷动，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反动势力的顽固堡垒顿时土崩瓦解，像我这样手上带点老茧的自然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继续在手上磨老茧的决心。从此，“凭老茧上大学”成为中国人民伟大智慧的结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闪闪发光。

这部电影样样都好，只有一处不讨人喜欢。其中一位“资产阶级”的教授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下面，我们继续讲，马尾巴的功能……”。

可恶至极！牛尾巴、羊尾巴，什么尾巴没功能啊？可他偏偏只讲“马尾巴的功能”，害得许多同学一看见我，就成了“教授”。 如今虽已过了三十多年，可我每次见到“教授”，仍会条件反射似的咬牙切齿，足见“资产阶级的教授”对青年人的心灵造成的伤害是深不可测的。

初一与初二之间的暑假，唐山大地震。对那场地震，当时的媒体没有太多的报导，为了防止不必要的恐慌，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灾区的情况是保密的。官方消息不通，“小道消息”便大行其道。听大人传说，地震发生后，一些活着的人从遇难者的手腕上摘手表、到商场的废墟下耙值钱的东西，还有人甚至乘乱到银行被砸坏的箱子里抢钱。最终，在解放军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废墟的上空响起枪声……

还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对着地震后的废墟拍照片，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各条战线在毛泽东思想的英明指引下，抓革命、促生产，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全国各族人民“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其乐无穷的斗争当中，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封锁，击垮了国内一切剥削阶级余孽的疯狂反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如滚滚洪流势不可挡。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下，要找几个讴歌社会主义祖国的镜头那是比比皆是，可总有一小撮人，他们对美丽如画的景象无动于衷，却喜欢在不漂亮的地方找茬儿，一有风吹草动，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到处扇阴风、点鬼火，唯恐天下不乱。“对着废墟拍照”是一个简单的现象，但如果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看问题，就会发现，简单现象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不简单的动机。“废墟照”有什么用途？如果不是用来渲染地震的破坏性，制造恐慌气氛，乘机浑水摸鱼；不是用来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废墟”还能有什么用？

前几天看到《报刊文摘》上有一篇文章介绍，得知当时的解放军战士对那些拍照的“疑似阶级敌人”还是比较宽宏大量的，若是让他们落到革命的造反派手上，嘿嘿……

如东与唐山远隔千山万水，按道理说，我们本不该感到恐慌的。但那场大地震实在是太惨烈了，借助于“小道消息”的过度渲染，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地震波的传播距离，覆盖了全国各地。为防万一，我们也和全国人民一道，住进了防震棚。听说地震后的河水不能喝，因此我们将能装水的大小罐子都装上水，此外还有盐及馒头干也备上一点。待到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开始“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期待着地震早一天到来――既然迟早是个震，那迟震不如早震。可折腾了半个多月，我们藏在罐子里的食品都长毛了，这地球还是不震。大夏天住在防震棚总是不太方便，于是就有人陆陆续续地往回搬。可刚住了两天，广播里就响起了铜锣声，还有人喊“马上就要地震了，大家要提高警惕”，然后又拉防空警报作地震预演，结果将搬进房间住的人又都吓了出来。但这“马上就要震”的地球一点也不给预言家面子，又隔了半个多月，还是静悄悄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耐心，恐惧感淡了下来，宝威体育-（中国）科技公司也要开学了。刚刚松了口气，突然传来噩耗：毛主席逝世。

这个不幸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人们简直无法想象，没有毛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

宝威体育-（中国）科技公司开追悼会，大家都发自内心的悲痛万分，会场上一片啜泣声。没想到，当主持人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喊到“三鞠躬”时，一女生竟突然笑出声来。这还了得！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比这更反动的事了。本以为不枪毙也得坐几年牢，但事后听说，只是批评了一下就完了，什么事也没有，确实让我们大感意外。设想一下，即便是在解放思想三十年后的今天，某市一领导的老娘病故，手下的秘书在“三鞠躬”时突然笑出声来，这秘书会是什么下场？这一比较，不免使人疑惑，当时县中的老师和领导到底是胆子太大还是缺乏政治敏感性？这么严重的政治问题怎么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

“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舒心的酒啊浓又美，咱千杯万盏也不醉……”

在毛主席去世后不到一个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载歌载舞，欢天喜地，我们也在喜庆的日子里，迎来了新一轮写批判文章的高峰。

“四人帮” 确实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凶神恶煞、穷凶极恶。批到最后，我们发现，中国五千年有记载的历史中，比“四人帮”这“四大恶人”更坏的恶人还真的不多。本来一个朝代出一个就够呛，像这样扎着堆一下子就来四个，中国人民怎么受得了？批判了一段时日后突发奇想――若是我们从美国抱养一百个婴儿，让他们在中国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为二十五个 “四人帮”，然后再送回去，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搞得焦头烂额、神经错乱，是不是比原子弹更厉害？应该让他们也体验一下，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是什么滋味，否则不足以令吾等心理平衡――凭什么勤劳勇敢、智慧仁慈的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比美国佬遭遇更多的天灾人祸？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来发现这种想法太过分了。如果美国佬自己想吸毒，那是他自作自受；但若是我们趁着人家睡觉的时候，拿着注射器往他们的静脉中推卡洛因，那就显得太不厚道了。再说，共产主义的目标不就是要让全世界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吗？美国佬再坏，但毕竟也属于“全世界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啊。从这个角度讲，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佬先富几天，倒也未必是件坏事。

待到将罪大恶极、罪恶滔天、罪该万死、罪……的“四人帮”批判得体无完肤、一钱不值，彻底清除了他们的余毒，估摸着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大可能再出现“四人帮”了，便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及其余党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终于，我们告别文革，将教室往前搬了两排――那可是高中的地盘了。

 

作者简介：

马蔚，如东县中学1979届高中毕业生，1979.9―1983.7在扬州师范学院物理系学习，1983.9―1985.7在如东县茶中学任高中物理教师，1985年9月至今，在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任物理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