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豫中学一年：我生命中的拐点

1941年―1942年校友 陈  辽

一个人的生命即使长达百岁，也是有限的。在人的生命中，事实上只有几个拐点，但就是这几个拐点，决定着其后的人生道路。我在大豫中学（如东中学的前身之一）的一年（1941年―1942年），便是我生命中的拐点之一。正是这个拐点，决定了我在 1945 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参加了革命；也决定了我参加革命后从事文艺和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

1941 年第四季度，在离开我家7里多路的大豫乡“垦牧公司南一区公司”，民主政府在那里创办了大豫中学。那时我刚读完小学五年级。由于小学里实行“复式教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六年级学生上课时，五年级学生做作文或做算术题或练习大小楷，所以我对六年级的课程并不陌生。我自信可以跳级进大豫中学，学习成绩能跟得上同学，因此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报考了大豫中学。结果竟被录取了。从1941年10月起，我成了大豫中学一年级的学生。那年我10周岁。

大豫中学是一所革命中学。音乐课教唱的是革命歌曲。在一年里．我学会了 《反扫荡》、《打个胜仗哈哈哈哈哈》、《黄桥烧饼歌》、《海上行》、《我们是中华民族好儿女 》等近二十首革命歌曲。教唱是吴遐老师，教唱前她先把歌词解释一遍，进行通俗的政治教育，然后再教唱歌曲。教唱一首歌，等于上了一堂政治课。那时只有“公民”课，校方将“公民”课改成了政治课，内容是宣传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讲民主，军民合作打东洋，打败日寇后建设新中国等。有的“公民”课，是请当地民主政府的负责人来讲授的。我记得区长曹士英就给我们讲过一次课。曹士英会打仗，他在课上就给我们学生讲了一些战斗故事。那时我才十岁的头脑是一张白纸，大豫中学在我头脑里的白纸上，画上了革命、抗日、民主的又新又美的图画，对我进行了最初的革命启蒙教育。吴遐老师便是我的革命启蒙老师。就在这一年里，我逐步形成了“长大后一定要参加革命”的理想。果然，三年后，1945年8月，日冠投降前，我参加了革命，成了革命队伍里的一个少年战士。

大豫中学虽说是一所民主政府办的革命中学，但他对文化课却抓得很紧。国文（那时没有“语文”这个说法）老师施步康，是一位文学素养很高的老师，教材都是由他自选的。古典文学有《大铁椎传》，他讲到大铁椎（人名）以铁椎椎击匪徒，同时发出“椎！”的喊声时，声震屋瓦，使我们听课的学生如见大铁椎其人，如闻大铁椎其声。现代文学有鲁迅的《秋夜》，他讲解《秋夜》的第一段：“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说明这是一种修辞手法，旨在加强读者对“墙外有两株树”的印象，是鲁迅的创造。但是，如果我们今后写文章也照套着这样写，那就不是创造而是蠢才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朱自清的《背影》，施步康老师也把《背影》中感人的父子亲情分析得丝丝人缕，人木三分。我对文学的爱好，可以说是施步康老师在大豫中学里给我培养起来的。参加革命后我始终做的是文艺工作、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其源盖于出此。龚翰飞老师教我们英文，他十分讲究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发音、拼音的正确和英文文法的重要性，一再纠正学生发音不准和文法错误之处。我的英文基础是在大豫中学里打下的。吴遐老师教我们初中一年级的“算术”（那时初一并无“数学”的说法）。她概念清晰，演算熟练，板书美观，教学严格。1941年，她只有十九岁，是上海的东吴大学的高材生。1941年夏，她离开上海，进人根据地。因鬼子“扫荡”，分配到大豫中学工作。我们班上的同学，有的年龄较大。有十八、九岁的，她比这些学生大不了一、两岁。但她并不因此对这些“大学生”降低要求。有次，她叫一位“大学生”到黑板上演算，演算错了，她便既严肃地又亲切地向那位“大学生”指出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不仅那位“大学生”当堂认错，就是我们在下面的学生也受到教育，注意避免犯类似的计算错误。 1941年下半年第一学期，大豫中学只有四名教员：施步康、龚翰飞、吴遐、龚石荪（他教初二的代数、几何），却把宝威体育-（中国）科技公司办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教学质量臻于上乘，思想工作生动活泼。大豫中学的名声从此传遍了如东县内外。

1942年2月，秦退之接任校长（原校长由大豫乡乡长沈方辉兼）。他得知我成绩优良，家境贫穷，主动给我减免了学杂费。他派人传话给我，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兼卧室），向我宣布了校方这一决定，勉励我好好学习，努力进步，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这件事里，我体会到大豫中学的确是一个革命的宝威体育-（中国）科技公司，为贫苦学生着想，益增我对未来参加革命的向往。

大豫中学在寒假期间组织工作队，由吴遐老师任组长，参加的学生有陈昶（路澈）、张国华（项希成）等。他们边宣传抗日，边动员适龄小学毕业生上大豫中学学习。到 1942年我读初一下学期时，初一的同学已有40人；初二的同学也有十余人。教职员增加了丁寿山、朱文杰等8人。宝威体育-（中国）科技公司建立了党支部，由吴遐任支部书记。大豫中学已初具规模。

大豫中学确实是革命的熔炉，文化的摇篮。我的初一同学 40人．除个别同学外，后来全都参加了革命。曾和我坐过一张课桌的徐邦杰（徐征）参军后，当了营教导员，在岔河战斗中英勇牺牲。大豫乡曾一度改名为徐征乡，大豫小学一度改名为徐征小学，以示对烈士徐征的纪念。同学陈斌（陈蕴石），后来在解放苏南溧阳的战斗中牺牲。同学顾福才也在解放战争中阵亡。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同学中，后来在地方工作的有中共江苏省委纪委副书记陈昶（路澈）；有当过粮食学院副院长的黄彦元；有担任过多年海门县委书记的沙秀高；在解放军里有当到国防大学副校长、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黄玉章等。此外，同学中的徐屏、姚楞（叶茂）、顾宓（喻生）、蔡湘（志刚）、仇汉书、徐瑶（金石）、徐庶（学义）、陆拯（宗昌）、樊畴……，也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对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1942 年秋季，对敌斗争形势严峻，敌伪经常“扫荡”，大豫中学被迫进行游击教学，校址迁到掘东七管谢家仓一带，师生都过军事化生活。我因年小，被动员转学，乃转到南通三余镇东边的私立重三中学读书，告别了大豫中学。1944年，我在重三中学初中毕业，即到苴镇参加革命，仍因年小，被动员回家。1945 年7月我在海门锡类中学读了一年高中后，再次到东台三仓河投奔革命。本来四分区专门宝威体育-（中国）科技公司校部又因我年小叫我回家，经时在四专校担任队长的吴遐老师力挺，这才把我留了下来。从此，开始了我革命的征途。我参军后一直从事文艺工作。 1958年，转业到地方，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工作。六十三年来，我已出版专著、论著、论文集等著作共 44 部。 1986年，国家人事部颁发给我“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证书；1991年，国务院又对我颁发“政府特殊津贴”。饮水思源，这一切都和我在大豫中学受到革命启蒙教育分不开，和我在大豫中学得到文学的最早培养分不开。所以．我把大豫中学就读的一年，作为我生命中的拐点。